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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高務實做交換，最大的難題是什麽？是首先得排除“給錢”這個選項。
高務實不缺錢，這一點人儘皆知。這位南寧侯爺最大的特點就是於公於私都不缺錢，於公於私都是大明名副其實的活財神。
於公，他以大學士身份主管財政，還直接身兼戶部尚書。在大戶部改革之後，天下財權除了內帑之外，幾乎儘歸其所掌。從京中的都察院、六部等部衙，到各省督、撫衙門及察院有司，冇有他的蓋印，那是一文錢都拿不到。
別說拿不到，就算拿多了或者冇用完，也得報戶部說明情況，又或者拿少了不夠用，想要再申請一筆，乃至明年能多拿一點，那更需要戶部複覈審議。
總之一句話，天下部衙權力再大，也架不住錢袋子在他高務實手裏。他要是看你順眼，你手頭的活兒就有經費好推進，要是看你不順眼，您老別說活不好乾，手底下的人搞不好都要離心離德。
什麽，你說找皇上申述？別開玩笑了，你瞅瞅皇上前次賞給他的辰翰，“爾惟鹽梅，汝作舟楫”，朕乾什麽都離不了愛卿你呀——你覺著皇上是信你還是信他？
於私，那就更別提了。京華現在到底有多少錢，冇準連高務實自己都已經冇數了。賬麵上的錢款還好說，這肯定是有數的，可是京華的資產怎麽算？
京華銀行、京華商社、京華基建、京華醫藥……以及京華那幾處猶如城市一般規模巨大的工業區，還有那不知怎麽計算價值的南北兩洋艦隊等等，這些就已經難以計數了，何況京華還實際控製著南疆南洋那麽巨大的地盤，這又如何算賬？
所以，大明朝野內外都知道，要和高務實搞關係，“給錢”是最無意義的，你就算拿出全副身家，在人家那兒可能也無非九牛一毛，根本入不得他的法眼。因此，要與高務實做交換，肯定隻能拿出一些對他有意義的政治籌碼才行。
當然，話雖如此，趙鳳威那七萬兩銀子還得是趙誌皋自己來想辦法填窟窿，這筆錢高務實肯定不會給他墊付。
撇開這筆錢要從哪籌集先不提，趙誌皋能拿出什麽讓高務實心動的政治籌碼？
其實當天剛聽到這個訊息時，趙誌皋的第一反應是請辭。當然，請辭不能算交換，稱得上交換的是，在請辭的同時舉薦一位實學派的官員替補進內閣。
內閣現在的組成及排名是這樣的：中極殿大學士王家屏、建極殿大學士梁夢龍、文華殿大學士高務實、武英殿大學士趙誌皋、文淵閣大學士沉一貫、東閣大學士周詠。
除開首輔王家屏之外，其餘五位閣老中有三位實學派、兩位心學派。而眾所周知的是，王家屏和梁夢龍都不會再做太久，即將致仕回鄉。
屆時，也就是王家屏離任之時，他會不會舉薦一人遞補入閣，這一點尚未可知，但按照慣例而言，他是有權舉薦的，皇帝也肯定會考慮並召集九卿廷推，亦或者搞大廷推。
不過即便他會這麽做，那也應該會舉薦一位中立派，也就是傳統理學一派的官員，而不大可能會在實學派和心學派官員之中挑人。再說，按照皇帝的心思來說，他可能也更希望王家屏舉薦的是一位中立派官員。
當然，就算王家屏舉薦了一位中立派官員入閣，對於實學派而言也冇有損失，因為王家屏和梁夢龍一退，高務實幾乎鐵板釘釘要做首輔。
首輔之位，那可比遞補入閣的新閣老重要太多了，尤其是讓高務實出任的話。
這個要怎麽說呢？簡而言之，就是首輔有多大權力，主要不是看這個職務本身給人多大的權力，而是出任首輔的這個人有能力掌握多大的權力。
這聽起來似乎有些離譜，堂堂大明文臣之首，怎麽其權力居然不是職務賦予的，而是要看個人？
這就是大明內閣製度的操蛋之處了：內閣這個部門，它本身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經製之官”！之前早就多次說過，內閣原本不過是皇帝處理政務的一個輔左機構，地位了不起也就隻是個“秘書處”。
明朝以前曆代王朝的宰相權力都非常大，所以往往采取群相製，用以分散宰相的權利。可見，有時地位最隆的宰相依然可以大權獨攬，直接涉及到了君權，而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畢竟宰相擁有的權利主要有決策權、參政權和行政權，人們經常說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指的就是宰相。
胡惟庸一桉之後，朱元章玩了一把大的，直接把宰相製度給廢除了。這一手看起來很爽，可謂中國封建君權達到巔峰的表現。可是問題在於古代之所以形成君權與相權並行不悖的長期現實，那本就是因為客觀條件需要那樣的製度。
結果因為朱元章這麽一搞，明朝便規定了朝廷事務的決策權必須是皇帝自己本人，內閣的主要權利隻能是參政權，六部主要是行政權，地方上分別以佈政使司等機構分管行政、司法和軍事，三權互相製約。
三權分立，多麽“現代”、“先進”的名詞呀，可是三權分立就真的那麽好嗎？讓我們看看明代三權分立之下的現實好了。
乍一看，大明這個三權分立的確很妙，內閣製度也異常先進。例如原曆史上的嘉隆萬三朝，皇帝要麽沉迷修道，要麽專心造人，要麽與外廷賭氣不見臣子，可是一點冇耽擱三位皇帝掌握天下大權，其在幕後處理朝政也絲毫不慌，政治製度看起來異常平穩。
但是這裏就要說一句名言了：那麽，代價是什麽呢？
因為相關問題本書前文已經有過各方麵論述，這裏就隻放結論了。代價最明顯的有兩個方麵：一，容易出現宦官亂政；二，必然導致黨爭愈演愈烈。
宦官亂政這一點，主要看皇帝本人對於宦官亂政的威脅是否重視，理論上隻要皇帝想管，明朝的宦官是亂不了政的。
但是必須要注意，儘管大明皇帝理論上有能力控製任何宦官，但有些時候宦官亂政依舊必然產生。如皇帝沖齡即位，對某位或某些宦官有嚴重的依賴心理，這就極易導致宦官亂政；又如皇帝的君權與文官集團的臣權嚴重對立之時，皇帝假托宦官之手來壓製文官集團，也會導致宦官亂政。
至於“必然導致黨爭愈演愈烈”，這或許稍微需要分析一下原因。
內閣製度不是真正的宰相製度，內閣首輔也不是真正的宰相。然而從現實政治的需求而言，如果朝廷的行政決策體係之中冇有一個文官首領，將會導致兩個最直接的後果：
其一，朝廷形成決策的過程拖遝遲緩，並且由於首輔不是宰相，該決策形成之後的權威性也大打折扣。
有人或許不同意，認為大明的決策雖然不是由“宰相”做出的，但它是由皇帝最終批紅決斷的啊！怎麽，皇帝的權威性還不如你區區宰相不成？
這就是關鍵所在了——朝廷各級官員口中認可的“權威性”，和他們心中認可的“權威性”，其實是不一樣的。
在口頭上，任何朝廷官員都會表示“聖明不過皇上”，但其實大家真正信任的永遠都是經曆過各種風吹浪打，或者多年苦熬上來的文官領袖。
你要問原因？皇帝是靠繼承來的，但才乾並不能繼承，即便先帝再怎麽英明神武，今上也可能是個二百五；
文官領袖則不同，即便有些人看似是苦熬資曆上位，但其實也依然是在險惡的官場殺出重圍的佼佼者——你光會熬資曆早就被人頂掉了。能成為文官領袖，意味著你無論如何一定是作對了什麽事。
既然如此，同為文官的群臣究竟會更加信任誰的能力，那還用說麽？可是結果呢，現在的決議並不一定是文官領袖的意見，而隻是皇帝的意見，大家即便嘴上不敢說反對，心裏誰不會腹誹一句：此亂命也。
如此，就可以說明為何內閣製會導致朝廷決策的權威性受到打擊——這玩意兒不一定是我們文官集團認可的！
其二，在上一條這個前提下，首輔的產生過程更加使得文官集團內鬥加劇。
廢除宰相製使得文官集團冇有了名正言順的領袖，但一個集體想要團結高效又必須有一個核心存在，那麽為了成為這個核心人物，所有人都不得不想儘辦法，希圖上位。
或許有人要問了，以前的宰相製不也是“一個核心”嗎？怎麽宰相製下冇有“必然黨爭愈演愈烈”，首輔這個名不正言不順的假宰相反而會導致“必然黨爭愈演愈烈”？這就又得說明朝的製度的確很神奇了。
以前曆朝曆代的宰相怎麽來的？皇帝任命。
冇錯，就這麽簡單：皇帝任命宰相，宰相駕馭百官，同時對皇帝負責。
這個製度雖然簡單，但是責權十分明晰。朕任命你為宰相，你要負責做好xxxx工作，做得好了，朕給賞；做得不好，朕換人。
結果明朝的內閣製度把這個規矩換了，換成什麽了？大名鼎鼎的廷推。
後世經常有人誇讚廷推，認為這甚至有了皿煮的範兒，十分先進。這其實就和很多人一說西式皿煮傳統就誇雅典皿煮製度一樣無知。
雅典的皿煮從來不是全民皿煮，它隻是雅典城原住民的皿煮，城中其他幾個階層連r權都冇有，談什麽鬼皿煮？
而廷推製度之所以出現，本質上也是因為皇權一刀把相權砍了，文官集團的反抗意誌日漸高漲，不得已之下才做出的變通，它是一種妥協的產物。
然而這個製度根本上來說就是個畸形怪，因為它導致了文官集團首領的責權由此變得非常不明晰——你這首輔到底是為皇帝站台的，還是為我們文官集團站台的？
教員說過，處理敵我矛盾的首要任務是區分敵我。所以，你這首輔到底是站在哪一邊的如果都不明確，那你的地位肯定尷尬。而偏偏廷推製度把這種不明確推到了巔峰：重臣共議，皇帝拍板。
現在好了，首輔是文官集團的頂層代表們推選出來的，但最終是由皇帝下旨認定的——請問現在你是哪邊的人？
為何大明的首輔不好乾，要麽做權臣，要麽做庸臣？這不是首輔自己憑藉個人意誌就能改變的，是製度基礎就在這兒擺著。
假如你和皇帝同心同德，皇帝會容忍你去做明麵上的權臣，但這就意味著你和大多數文官同僚會出現矛盾衝突，他們對你的容忍度往往不高。
這裏幾乎可以隨便找大明曆史上的所謂“權臣”級別的首輔來看：嚴嵩、高拱、張居正，哪一位是在整個文官集團層麵被當時朝野公論“一代賢相”的嗎？其實冇有，他們的“人緣”都不太好。
嚴嵩不必說了，這廝自身槽點太多，被罵幾百年也實屬正常，但即便如此，後世也有一些學者指出他其實對當時朝廷的穩定還是起了不少作用的。
高拱呢？王世貞作為當時之人，又是文壇領袖，其在寫《首輔傳》時對高拱那真是有黑點要黑，冇有黑點製造黑點也要黑。
高拱雷厲風行，發現不端立刻指出，發現錯誤立刻要求改正，這本是做實事的領袖人物該有的精神氣，結果在王世貞筆下就成了“性急迫，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觸之立碎，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即左右皆為辟易。既漸得誌，則嬰視百辟，朝登暮削，唯意之師，亡有敢抗者。”
好傢夥，人家高拱管吏製，抓了一堆貪官，新修了考課法加強官員考覈，對不合格的官員該降級的降級，該罷黜的罷黜，到你王世貞這兒就變成性急迫不能容物了，變成嬰視百辟，朝登暮削，唯意之師，亡有敢抗者了？怎麽說，還非得和和氣氣，什麽屍位素餐都裝看不見纔好？
張居正呢？這位生前榮寵不斷，結果在死後差點被開棺鞭屍，百官群起而攻之，把他罵得宛如過街老鼠。以至於他在《神宗實錄》裏的蓋棺定論居然是“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鉗製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寵奪情時，本根已斷矣。威權震主，禍萌驂乘。何怪乎身死未幾，而戮辱隨之。”
雖說高務實老說張居正隻是改良，稱不上改革，因為他冇有“鼎故革新”之舉，隻是在原本腐朽的大廈上修修補補了一番，可是……人家至少認真修補過了啊！怎麽就落得這麽個下場，這麽個名聲？
好在不久之後便有人開始為他翻桉，而後世學界甚至出於某種需求，把他重新抬了出來，誇耀無比，乃至於言過其實。
總之一句話，在大明朝要做好這個首輔，最為難的就是如何定義自身是誰的代表——皇帝，亦或群臣？
在趙誌皋看來，高務實在這一點上反而不必顧慮太多，因為他的身份和立場實際上早已決定：實學派一直以來就是保皇黨。
所以趙誌皋認為，高務實上位首輔，一定是個權臣，因為他要做的基本都是皇帝認可的事，皇帝會給予他一切必要的支援，而這必然會給心學派帶來更加巨大的壓力。
然而，同樣看到這一點的沉一貫選擇對抗，堅決與高務實作對，而趙誌皋卻不這麽看，他的選擇是退讓，坐看高務實權力登頂。
那麽，趙誌皋真如沉一貫所見，是個膽小如鼠之輩嗎？如果僅僅這麽看，那就太小瞧趙誌皋了。趙誌皋的退讓不是目的，隻是手段。
他在決定此事之時便喃喃自語，唸叨起《晉書·王豹傳》中的一段話：“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蒺梨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