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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崇古實際上是高務實的舅外公，在王家所在的蒲州當地叫做舅姥爺，不過高務實當年與他在大同見麵時(俺答封貢前高務實代太子檢閱宣大防務)，由於領著欽命和教令，當麵隻以官場俗稱相稱，王崇古入京之後，纔有幾次私人拜訪，得以認識王之禎。
但高務實與王之禎的父親王謙很熟悉，因為王家的私營兵工廠就是王謙力主開辦，並且主動前來找高務實商談合作的——合作的主要方向是京華方麵為其提供精鐵、精鋼。
王謙的身份是高務實的表舅，但他考中進士隻比高務實早了一屆，乃是萬曆五年的金榜，當時其年已三十有七，不過名次尚可，且非常湊巧，二甲第三十七名(史實)。
不過王謙的官運比較一般，一開始翰林院散館之後任了工部主事，冇多久因為高拱去世，高黨內部一時顧不上照顧他一個新丁，任他自由發展，結果被派去杭州榷稅。
到了杭州倒是展現了一把，湊巧碰上杭州羅木營兵變，兵變亂軍挾持了巡撫吳善言——這位老兄名字取得可能不大準確，冇有因為“善言”自己搞定兵變，結果還是王謙趕過去安撫，才把這事兒擺平，將吳撫台救了出來。
不過吳撫台冇來及報答王謙，就被得知訊息的朱翊鈞認定無能，派兵部侍郎張佳胤取代吳善言並鎮壓繼續生亂的浙軍，於是王謙也就隻好繼續留在浙江，負責稅製改革方麵的事務，至今還在杭州未歸。
王謙有二子，長子便是王之禎，他不太好讀書，便以王崇古之功，蔭官錦衣衛千戶；在他之後，王謙次子之乾，蔭國子監生；還有一幼子之采，目前還小，隻有十三四歲，留在山西老家讀書——其實王家還有蔭官錦衣衛的名額，但之乾、之采目前看來都能讀書，便都冇去，隻給之乾要了個蔭國子監生的名頭，免掉一場考試。
之乾、之采先不去說了，隻說王之禎，他比高務實還大兩歲，今年二十有二，在錦衣衛當差已經幾年，不過至今仍然還是個千戶——他蔭官就是千戶，等於原地踏步了幾年，大致就是在打醬油。
這一點看起來有點奇怪，張四維早幾年就是次輔了，按理說照顧一下外甥很容易，何至於王之禎打醬油呢？
實際上張四維也有他的難處。
眾所周知，他的晚輩中已經身處官場的隻有三個人，一個是外甥高務實，一個是兒子張泰征，還有一個就是外甥王之禎。
高務實冇得說，他的前途全大明都在看好，根本不必張四維刻意關照什麽；
兒子張泰征是正經進士出身，與高務實為萬曆八年的同年，並且高居二甲第四名，翰林院庶吉士排名前列。他庶吉士散館之後已經做到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了，雖說隻是個冇什麽油水的六品閒差，但張家反正也不缺錢，他隻要按部就班慢慢來就行，暫時來說也不需要張四維提拔。
於是世人都把目光盯在張四維的王家親戚那頭，前次王謙這個表兄弟以工部主事得了去杭州榷稅的差遣時，都有禦史彈劾張四維，說他給表弟找美差呢，他又哪有心思去給王之禎想法子？
樹大，就肯定招風，除非這棵樹長的位置特別好，長在大山的背風麵——譬如高務實，他這棵樹背後的大山是皇帝，一般的風就不大找他。
當然，也可能更重要的原因在於高務實本身是一棵比較特殊的樹，他是棵搖錢樹。
但張四維冇機會幫王之禎一把，高務實現在卻有機會，而且也不怕利用機會。
為什麽？因為在原本的曆史上，萬曆二十三年的時候，王之禎自己都能混成錦衣衛左都督！
這說明什麽？說明王之禎雖然讀書不太行，但做人做官還是有能力的，辦事水平也不會太糟糕，這不就有了提拔的基礎了麽！
況且，高務實也不是提拔王之禎，他也冇這個權力，他隻是給王之禎創造一點露臉的機會，讓他的名字能夠出現在朱翊鈞麵前罷了——高務實當然也可以直接在朱翊鈞麵前提起王之禎，但那就未免流於下乘，不夠水平了。
至於說高務本，他這位堂兄為人比較老實本分，如果是在某些清水衙門，或許可以做個主官，但在錦衣衛這種虎狼之地，高務實就根本不考慮把他推上堂官位置了，不定。
不過不管怎麽說，高務實是敢於想辦法推他們一把的，也不擔心皇帝懷疑——不是因為他跟皇帝關係親密。
這是個“製度”和“趨勢”的問題。
製度，就是大明朝獨特的蔭官製度(蔭官曆朝都有，但明代比較有特色)；趨勢，就是“文官蔭武職”的特殊趨勢。
明代的蔭官製度，本書前文曾有淺議，此處不再贅述，單說一下這個“文官蔭武職”的神奇趨勢。
根據考證《明實錄》可以發現，有明一代的“文臣蔭武”並非一開始就有的，其發源於景泰年間。
景泰元年(侯璡“以勞瘁卒於普定”，景帝“賜祭葬，蔭其子錦衣衛世襲千戶”，至此之後的景泰二年、景泰五年等，這種“文臣蔭武”的記載就
【重要提醒】
開始不斷出現了。
但是仔細分析一下景泰年間的“文臣蔭武”記錄可以發現，當時那些文官蔭子武職的情況，應該視為對文臣軍功勳業的個別嘉獎，其製度化運行程度甚低(我就不一一舉例了)。
此後天順、成化、弘治三朝延續前政，視軍事貢獻為主要衡量標準以蔭敘文官子弟武職。當時正逢明代文臣督、撫統兵製度推廣之際，得蔭之邊臣有所增多。
當時，有關文臣蔭子武職的具體條件、實行細則並未開列於典章，從景泰朝以降的十餘個相關事例來看，獲得文臣蔭武優待的大臣，還是文官集團中的絕對少數，仍屬於“異典”範疇。但不斷累積的文臣蔭武案例，也構成了一種類似“事例法”的製度規範。
作為“事例法”，典型的前朝文臣蔭子武職故事，常為後人援引為再開蔭敘恩典的依據。例如於謙之子於冕，本受蔭任府軍前衛副千戶，但到了成化朝，於冕“自陳不願武職，改兵部員外郎”後“累遷至應天府尹”。但這個，仍然還是特例。
然而從正德朝始，文臣冒濫軍功以蔭敘世襲武職的情況就陡然增多了，這明顯是受到武宗尚武情節及宦官佞幸冒功風氣的不良影響。
據《弇山堂別集》載，正德五年“寧夏平”，邊功加恩於內閣大學士李東陽、楊廷和、劉忠、梁儲等，閣臣皆加官蔭子。此次推恩雖未將閣老們蔭子武臣，但邊功恩及內閣實“自茲歲始”。
至正德八年，“以山東、河南賊平，內閣大學士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蔭子錦衣世襲正千戶，辭”。
此後正德十二年，朝廷“錄大同打魚王山及鎮西南山莊坪等處功”，將監督太監張忠“加祿米二十四石，蔭弟侄一人為錦衣衛正千戶”，並“總兵左都督劉暉子副千戶，提督侍郎丁鳳子百戶，俱世襲”，又以“兵部運籌有功”加尚書王瓊“少保兼太子太保，蔭子如忠”。
該戰役本因諸將官杭雄等拚殺“乃有此捷”，而太監張忠提前回朝，並無功勞，隻是因兵部尚書王瓊題請，“故忠再受賞而並及瓊”。當時王瓊“與權幸相結納”，多次冒領軍功，“數承蔭敘”。
正德十三年七月，武宗又開“應州禦虜功升賞”，大肆封賞蔭內臣武將子弟，“督餉侍郎鄭琮仁、侯觀，廵撫都禦史胡瓚、劉達各蔭子”錦衣衛百戶。此次推恩加蔭被《明武宗實錄》編纂者認為是“軍功之濫未有甚於此者”。
然而同月內，武宗又自以“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朱壽，親統六師剿除虜寇”的名義，功賞隨軍太監穀大用等內臣、兵部尚書王瓊等文臣、都督朱泰等武弁佞幸，蔭其子弟為錦衣衛千、百戶，另以“運籌定議，協力成功”為名敕內閣楊廷和、梁儲、蔣冕、毛紀“各蔭子侄一人錦衣衛世襲正千戶”。
總之，在正德一朝，部分文臣隨內臣、近婞冒濫軍功以蔭子武職，誠為不稽。
此後，嘉靖皇帝入繼大統，為拉攏朝臣，以擁迎駕戴功再開大規模冒濫蔭子，其中閣臣蔭子之命令尤為不稽，受蔭大臣紛紛請辭。
然而，這個勢頭已經止不住了，尤其嘉靖中後期開始，大明邊事迭起，使得朝廷較為常態化地加蔭文臣子弟以武職。
內閣大臣、兵部僚員、地方督撫、殉節紳宦等以各類勳勞得蔭，在原曆史上，這種趨勢長期持續直至明朝滅亡。嘉靖中後期以降，內閣重臣如夏言“暴貴自擬世襲錦衣”，翟鑾“以故相行九邊”蔭錦衣，其餘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等等一批閣老、重臣，皆以推恩軍功勳勞，得蔭子錦衣。
更關鍵的是，皇帝們對於這些大臣的後代，並冇有什麽不信任，甚至還格外信任，比方說現在的劉守有，將來的王之禎、吳孟明(吳兌之孫)，這些錦衣衛都督，很多都是文臣蔭官之後。
既然製度與趨勢已經如此，高務實又有何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