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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德川家康視為黃雀的“大明關白”高務實此時並冇有真的一門心思盯著日本“窺視”。當然，這不是因為他把這件事忘了，而是當前他還有更加緊迫的事情要辦。
朝鮮內附。
釜山之戰結束之後，明軍又花了將近半個月時間在釜山、蔚山、梁山等地打掃戰場。一來，雖然此時朝鮮天氣陰冷，但疫病這種東西從來不容放鬆，數萬具屍體必須妥善清理，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二來，明軍上下也是被高務實的要求所迫，各級將官士卒都被打發去研究各處倭城。
按照高務實的話來說，就是吃一塹長一智。這次作戰既然在倭城的攻堅戰上吃了大虧，那就一定要研究出它們的破綻來，並且總結經驗教訓，報告給皇家軍事學院匯編成教材，以免將來有朝一日重蹈覆轍。
關於這個皇家軍事學院，全稱自然是“大明皇家軍事學院”。首任院長為戚繼光，而高務實則為終身榮譽院長，先後兩任兵部尚書周詠、宋應昌則均在大司馬任內兼任皇家軍事學院的“宣政”一職。
宣政，這是個新設的職務，由高務實堅持設立。其一開始被很多人認為“大抵類似監軍”，但在高務實的構想當中，“宣政”其實就是政委。
不過，軍事學院宣政一職由於被高務實要求必須由兵部尚書兼任，而兵部尚書公務繁忙，實際上很難常去軍事學院處事，因此高務實又規定，兵部四侍郎之一的戎政侍郎將來都要例行兼任“副宣政”一職，實際主管“宣政”事務。
宣政既然實際上就是政委，高務實在堅持設立這一職務之前當然要想好如何說服皇帝、說服朝廷。
後世有人說，政委無非就是古代的監軍，高務實提出設立宣政的時候，大家也都認為無非就是監軍，何必要新搞一個名目？
高務實當時明確反對了這一說法，因為他前世作為黨的基層乾部，一貫堅信的原則就是，軍隊會有政委的存在，恰恰是文明進化的結果。
在古代，一支軍隊完全由將軍當家做主，所謂的“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就完美證明瞭這一點。
於是，便發生過“點檢作天子”之類的事，尤其是在三國、五代十國等軍閥割據時期，隻有掌握軍事力量的人，纔是真正的統治者，所謂的天子、皇帝不過是傀儡人物屢見不鮮。
如果不看國內，把目光放在國外，比如日本也是明證。源賴朝建立鎌倉幕府之後，日本的實際統治者便由天皇變成了幕府將軍的。道理很簡單，幕府將軍在源平之戰後，成為了公認的“武家棟梁”，隻有他能號召天下武家，故而他纔是掌握天下兵權之人。
中國曆史上總搞出文武偏廢的情況，大抵是建國之初武貴文賤，承平日久便慢慢變成文貴武賤。原因就在於，除了開國之初的一兩代馬上皇帝能夠直接、有效的控製軍隊之外，後來的深宮皇帝壓根保證不了軍隊的實際控製權，自然隻好藉助文官的力量來防止武將做大。
這一點近乎無解。當然，漢、唐兩代基本冇有發生這樣的情況，於是就走到了反麵，均是亡於軍閥割據，最終熬鷹一樣熬出一個最大的軍閥，重新統一天下。
其實這也不難理解：把一支隊伍分配給你，這個隊伍跟你經年累月的打仗，日積月累下來，你覺得你的士兵是跟你比較親，還是跟皇帝老子比較親？
事實上在古代，大多數士兵和將軍都跟軍隊的實際掌控者關係更好，所謂的“兵符”某種程度上隻不過是個笑話。
用司馬家篡曹之前的話來說就是，隻要把軍隊從上到下全都安插成為我的親信來指揮，那這個軍隊哪怕名義上是你的，可隻要老子一聲令下，那就全都得聽老子的！
所以，古代對軍隊都會儘量地安插監軍的職責，恰巧的是，在唐代以後很多監軍都是宮人、太監之類的宦官，為什麽呢？因為宦官是跟皇帝老子最親近的一批人，皇帝既然打算給軍隊安插監軍，那必然得安插對自己“忠貞不二”的人啊！
於是，宦官就成了最合適的人選。雖然宦官的名聲不太好，甚至太不好，但理論上而言，他們對皇帝的忠誠度還真冇其他人(或者說其他“人群”)比得了。
當然，監軍卻並不能完全左右將軍們的想法，畢竟打仗是一門技術活，有很多時候還是很需要靈活應變的事情，在整體的佈局上是隨時都有可能發生變化的。
因此，但凡將軍稍微動點心思，都可以避監軍而不顧，往往監軍會連軍隊都碰不到。更有甚者，將軍害死監軍的事情也不是冇發生過。
再退一萬步說，監軍也是人，也是想要功勞、想要錢財的人，出去累死累活一場回來啥都冇有，誰樂意乾？那還不如在宮裏老老實實服侍皇帝老子來的舒服。而隻要將軍和監軍同流合汙、沆瀣一氣，那監軍的實際作用其實就微乎其微了。
而大明呢？原先的監軍還算比較有用，但隨著大明核心軍力家丁化的程度越來越高，監軍的作用早已經大打折扣、聊勝於無。
不信想想曆史上的明末，哪支軍隊的主將是區區監軍能控製住的？壓根冇有，因為監軍的權力來源於皇帝，當皇權本身出現了塌方，監軍就根本不可能有足夠的權威去壓製主將。崇禎中後期到南明，隻要實力稍微強一點的軍閥，都敢直接拒絕皇帝派遣監軍給他，而皇帝也無可奈何。
當然，這個問題如果展開說，就要涉及京營拉胯、文官直接控製的幾支主力損失殆儘等問題了，暫時先放一放。
總之，當文明來到現代後，人們發現思想纔是一件遠比監軍更好的武器。思想才能左右軍隊，而政委無疑是宣揚思想的最好推行者。
在紅朝，首先政委本身就必須是堅定的GC主義者，他們自己是絕不會危害到軍隊和國家的；其次他們一旦入伍，那對這個隊伍帶來的思想宣傳，就會提升軍隊對黨的忠誠，加強凝聚力。
軍隊的軍人們在政委的宣傳下，成為一名堅定的GC主義擁護者，那他就不再是一名普通的士兵，而是擁有革命理想的戰士。政委的最大職責，其實就是賦予每一名戰士崇高的理想，讓他們明白戰鬥不隻是打打殺殺，戰鬥是有更崇高目的的。
一個隻聽命於將軍的軍隊，和一個用共同理想武裝起來並組成的軍隊，誰更有戰鬥力？誰又更靠得住？
當然，大明現在的社會環境下，談主義肯定還太早了，所以得降低一點要求，降低一點調門。GC主義既然還談不上，那就談民族主義，談華夷之辯，談天下大同。
宣政一職，最大的職責就是教會軍官、士兵們民族主義，而在大明搞民族主義，切入點也很好找：就從華夷之辯開始，到天下大同為止！
為什麽這麽說？這裏頭的問題其實很複雜。
後世中國人所認知中的“民族”這個詞受到很嚴重的西方影響，其與“國族”等詞語的意義經常混淆，以至於“民族主義”的概念同樣常常被混淆。
[注：解釋起來太費筆墨了，推薦一下傅正老師的視頻，各位可以在B站搜“傅正_”，後綴標題【西方皿煮史0X傅正】”的係列視頻。我忘了是具體哪一集裏說到過了，另外請自己把“皿煮”二字改對。以下我書中會默認各位讀者都已經明確這些概念之間的區別。]
其實，拋開民族概唸的本意、翻譯的誤差等問題，高務實真正要搞的，其實是一種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文化認同。
曆史上的清末，在鴉片戰爭、八國聯軍等一係列屈辱的對外戰爭中，普遍出現的情況是老百姓對洋人與朝廷的戰爭漠不關心。別說主動抵抗了，連勾結洋人在當時的多數普通人看來也並無問題，現代中國人理解中的民族氣節在當時的普通百姓之中幾乎一點也看不到。
偶有地方百姓主動反抗，幾乎都是因為洋人侵犯了當地人的利益，一旦洋人發現並且改正，主動施以小恩小惠，當地人便立刻“原諒”了侵略者，安安分分繼續做順民。
為什麽呢？因為民族意識冇有覺醒，國家認同並不存在。
當然，韃清與大明還是有本質區別的，區別就在於前麵提到過的“國族”。毫無疑問，大明的“國族”是漢族，韃清的國族是滿族。
大明的統治階級當然也剝削了普通人，但那是國家體製問題，是封建王朝統治本身的內在邏輯問題。而韃清的統治則不然，它不僅有封建王朝本身的高下剝削，還有“國族”對“非國族”的剝削，這當然會讓人數占據絕大多數的“非國族”無法對其產生認同感。
簡單來說，清末普通人坐視朝廷捱打的原因很簡單：我們是我們，你們是你們，你們平時儘欺負我們，那我們憑什麽要在你們捱打的時候幫你們？
所以在高務實看來，要想不出現這種所謂的“麻木不仁”，真正要做到的就是不會出現一個少數“國族”。倘若必須要有一個“國族”，那隻能是漢族。
如果還能再努一把力，則最好這個國族的概念還能擴大化一些，變成“中華民族”，或者是他在南疆已經推行了很久的“
泛漢族主義”——通過歸化戶籍製搞出來的“新漢族”。
總而言之，遵循的原則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的人搞得少少的。”
原曆史上的1901年，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曾感歎：“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尋常通稱，或曰諸夏，或曰漢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稱，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
從清末開始，到紅朝建立，再到華夏複興。這期間有無數學者們在爭議相同或類似的話題。有人堅持複興古禮，有人提倡****，有人要求辯證接納，有人提出改良創新，相關理論研究能讓人看一輩子還看不完。
然而高務實認為，從宏觀角度來看，這些情況之所以出現，首先是因為中華沉淪了，因而也失去了文化自信。倘若中國冇有沉淪，一直都不遜於任何人呢？這些爭論恐怕都未必會出現！
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既然如此，讓東風永遠強勁不就好了！
周人為了對抗蠻夷而首創“華夷之辯”，利用“諸夏”團結的力量對抗北方蠻夷的入侵。高務實又不能阻止西方在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之後的崛起，那就再一次團結“諸夏”，集東方之力來對抗西方的入侵就是了！
他現在很難說服朝廷相信有朝一日“紅夷”會威脅到大明的存亡，因此很多事情隻能慢慢來。在皇家軍事學院中最先推行這一套思想是有原因的：軍人作為直接與外敵對抗的群體，他們更加能理解這種“我們與你們不同”的思維。
先期通過軍事學院推行，往後再通過科舉的考題、民間的議論等手段，逐漸改變人們的想法，將原本五花八門的思想統一到共同的民族認同，自然也就有了對抗的力量基礎。
當然，高務實從來不是狹義漢族主義者，而是泛漢族主義者，所以他除了在皇家軍事學院裏設立“宣政”來推行這些思想，也會切實實踐，擴大廣義漢族群體的基礎。
堅持讓朝鮮內附，就是這一實踐的重要例子。在他的安排下，李山海作為朝鮮領議政，代表朝鮮朝廷再次向大明遞交了國書。
然後，高務實很快便收到皇帝的諭令，要求他回朝商議近期相關事宜。這道諭令的用詞頗為含湖，既冇有說明平倭之戰究竟打完冇有，也冇有說明高務實此次回朝是凱旋班師還是“中期述職”，甚至冇說究竟要商議什麽“相關事宜”。
不過高務實卻欣然踏上了回京之路，因為他知道，含湖其辭正說明瞭一點：皇帝心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