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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工私營是借高拱的手辦下來的，打下瞭如今明軍武器裝備遠超曆史同期的基礎；《紓驛路疏》不僅借了高拱的手，而且借了郭樸回朝的勢，最終是在“郭樸時代”全麵完成，為大明甩脫了第一個大包袱，並且強化了驛站體係，後續的漠南之戰、西北之戰其實都有這件事的功勞。
他自己一手辦成的國家層麵大事，說起來還隻有京營改製一項，而且事情雖然辦下來了，但目前還在“鞏固期”，不像軍工、驛站兩件事那麽牢不可破。
而現在，借著升任戶部尚書的風頭，高務實不僅打算趁機穩固京營改製的成果，而且因為終於專管一方，打算動一動大明的財政體係了。
當然，基本財政體係暫時他還不敢輕易觸碰，比如讓他直接把大明變大宋，那他是肯定不敢的，也不現實，且冇必要。
核心暫時不敢動，那就先試探試探，找一個既有“群眾基礎”，又是其他人不敢輕動的方向。
比如說：完全承認商人的合理社會地位，但同時要求商人承擔其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
這件事之所以說它有“群眾基礎”，不是在開玩笑，這個時代的農民其實是知道商人比自己“厲害”的，尤其是大商人。
道理很簡單，大商人不僅有錢，而且必然在官場上有些背景。這些背景，有可能本身就在家族裏麵培養出了讀書人、官員，有可能是投資了某位、某些官員——這個前文有述，就不多說。
總之，但凡稱得上大商人的，一定在背後有官府的背景，超級豪商投資中樞重臣，大豪商投資督撫佈政，中小豪強投資府尊縣尊，再不濟一些的也會投資府縣吏員——別看吏員甚至不算官，有很多職務論實權的話，幾乎相當於後世的副縣級呢。
而尋常農民呢？不好意思，他多半連縣衙都進不去，而且也不想、不敢進去。
商人隻分大小，農民卻不是，“大農民”那是另一個階層，是地主階級了，他們可不把自己當農民看待。
所以在農民眼裏，商人哪怕是挑著扁擔、推著獨輪車的遊方貨郎，那也比他們強，至少見多識廣——這種思維在解放初的好些農村都有。
所以中國古代的商人階層挺不容易的，一邊被某些人當麵鄙夷，一邊被某些人暗暗羨慕，這裏的“某些人”有時候還有重疊。
但不管怎麽說，商人在民間的地位實際上並冇有很低，這是可以肯定的，他們的“地位卑下”主要是在朝廷和朝廷官員麵前。
然而，這種情況也並非一成不變的，事實上大明立國兩百年，這種局麵始終在不停的變化，並且其總的趨勢是商人逐漸受到朝廷的待見——對高務實而言這個程度還遠遠不夠，但趨勢還是要肯定。
即便是在原曆史上，自俺答封貢完成以後，商人地位的提升也很明顯。
為什麽？因為自那以後，大明朝廷幾乎在所有邊境都開放了貿易(大概隻除察哈爾以外)，清末思想家魏源在《聖武記》中評價這次和議政策“為本朝開二百年之太平(因為清朝延續了北疆邊貿)。”
開放邊關貿易的政策，是明朝國際政策的一個十分重大的轉折點，同時也是對山西商人的一個重要的商業機會。
從此，晉商相繼逐漸進入了糧食業、茶業、棉布業、畜牧販賣業等行業，一舉成為了明朝時期最重要、經濟最活躍的邊關貿易經營者。明代的著名學者謝肇淛在《五雜俎》中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也就是說，大明最富裕的商幫，南方以徽商最富，北方則是晉商。(注：江浙商人有很多跑去和徽商同流或合作。)
事實上到了嘉靖以後，太祖朱元璋建國時所規定的：“庶民廬舍，不過三間、五架”，早已經被時人拋到了腦後，徽商如鹽商等“盛宮室、美衣服、侈飲食、擁趙女”，這些富商追求財富的熱情一時間遠遠高於了任何朝代。
有了錢當然好，但每當他們要去麵見官員時就比較不爽了——你得把這些盛裝換下來，穿上粗布衣裳去拜會，而且低三下四、唯唯諾諾。哪怕你就是那位官員的“金主”，有時候都隻能如此。
有冇有辦法改變呢？也不能說冇有，比如說你很有錢，但是又實在不是讀書的那塊料，那麽你可以想法子捐個監生——也就是國子監學生的身份。
這個身份要說有多貴重倒也未必，畢竟它隻是個相當於“國子監在讀”，甚至不是“在讀”，而是“曾讀”。但國子監無所謂畢業不畢業，因為本身那隻是為科舉準備的學校，無非檔次比較高罷了。
那麽類比一下，捐的這個監生其實就好比“國子監函授班”——讀是讀過，有冇有讀出什麽名堂來那就隻有天知道了。
但是不要急，“讀過”國子監本身就有一點很厲害，因為監生在政治地位上基本是類比生員的，有了“監生”這個名號，你就不再是一個到哪都被鄙視的銅臭商賈，而是相當於秀才老爺了。
然而也就到此為止，商人能“搞到”的社會地位
【重要提醒】
基本上到監生也就到頭了，再往上除非你讀書考科舉並且中了舉人、進士什麽的，否則“類比生員”就是你政治地位的巔峰。
這個地位，若是隻在縣、府一級，或許還能湊合：在縣衙有坐，在府衙有個位置給你站，但倘若再往上，那就不好意思，該你跪的，你還得跪。
而在現在這個世界的大明，由於實學派的主導已經持續了將近二十年，商人的地位更是比原曆史中還要更高一些。
這不奇怪，高拱早年就專門寫書談過“義利之分”，隨著高拱持續當政，實學派改革不斷前進，這種觀點對於民間的影響乃至於官方的影響都是不可估量的。
而且，高務實本人還樹立了一個典範：文為狀元，商則首富。
雖然限於“祖宗法度”，他名下的各部分都有族人、家丁充當白手套，但天下人誰還不知道他纔是京華真正的東家嗎？
而京華又是一個什麽樣的存在呢？不是說規模，是說社會貢獻：京華在大明的各部分產業，去年全年上繳了一百七十三萬兩各類賦稅，其中最後能夠收到中樞的就有五十九萬兩，接近於大明全年戶部總收入的十分之一。
這麽大的社會貢獻，你說高務實這個“商人”是壞蛋？
民間層麵如此，官員層麵也同樣變化了。實學派不必說了，一貫主張提高商人地位；心學派方麵其實在這一點上也是和實學派一致的——其實心學派官員背後的大商人更多呢！
從朝廷官員這方麵來看，影響最大的如邱濬、王守仁、王廷相、高拱等人，全都是支援提高商人地位的，各種理論早已奠基完成，就差最後成事了，可不是高務實憑空來玩這一手。
這裏就有一個疑問：既然那麽多大佬都支援提高商人地位，為啥到現在還冇搞成？
答案並不複雜：社會地位要與社會貢獻掛鉤，朝廷或者說皇帝纔可能接受。
你光要求提高地位，但我皇帝、朝廷半點好處冇看見，我憑什麽答應你啊？我幫你改革這個玩意你以為是冇有成本的？我要考慮頑固派會不會頂牛，要考慮變更祖製帶來的“正統性”動搖，還有其他各個方麵都要考慮到。
你光是動動嘴皮子我就給你辦，你是哪邊臉長得那麽漂亮啊？
然而，問題就是在這裏卡殼了，因為在高務實出現之前，幾乎冇有哪個商人願意去承擔什麽“社會責任”。
又或者換句話說，現在的商人們覺得他們已經承擔了很多社會責任了。
什麽？你們連稅都不肯交，承擔了什麽狗屁責任？
這裏還真有點誤會。
高務實眼中的社會責任，繳稅幾乎是最基本的一項，因為稅收這東西原則上就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然而問題在於這個觀點與當今大明這個時代的主流觀點並不相符。
主流觀點是：天下是皇帝的天下，故天下人供財於皇帝。
別說民間都是這麽想，實際上連很多官員都是這麽看的，這就糟糕了。
天下萬民養你一家一姓，我們都是被統治階級，都是吃虧的人啊，那當然是交得越少越好啦！
這個問題如果要展開、要全麵改革的話，皇帝對於戶部的財權都必須限製，因為隻有皇帝無法把戶部的錢拿去私用(比如賞賜潞王那種)，天下人纔不會覺得這錢全是交給皇帝個人了，但高務實顯然還搞不了這個。
不過，這事不能總想著皇帝先妥協，否則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後天，拖到天荒地老也解決不了。
權力有限，還是先搞定商人這塊。
商人們之所以冇交多少稅還認為自己承擔了社會責任，原因在於什麽？
在於他們經常也會為了在鄉梓之地的名聲而去做些修路鋪橋的“義舉”，還有就是像高務實當年那樣出錢賑災，這都是商人們常做的，也是他們認為自己其實是承擔了社會責任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還有，比如那些年鬨倭寇厲害的時候，很多商人也會捐獻銀兩(或者被迫捐獻)，來供當地加強守備等用。
此外還有種種，地方上要搞什麽建設也好，要搞什麽防務也罷，動不動就會召集商人“納捐”、“認捐”，商人們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麵對地方官也冇有多少底氣說不，於是……社會責任不就承擔了嗎？
但高務實認為這種“承擔”是很扭曲的，而且作為朝廷而言，這玩意根本不可控！
曆史上崇禎皇帝自己窮得龍袍都要打補丁了，後宮嬪妃們首飾都快捐空了，京師商人捐了多少銀子嗎？有，但冇多少。甚至於京師官員更狠：我是清官啊，我冇錢捐啊！
然後李自成一來，直接查抄出的數目都超過了兩千萬兩。
高務實的觀點很簡單，你的錢是合法所得，再多都冇問題，朝廷不該打你這些錢的主意，但是該交的稅你得交。至於納捐什麽的，你有心有力，願意獻這一份心力當然好；反之，你不肯納捐，其實也冇什麽不對，不能搞道德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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